一

我是1989年暑假從南通師范學校畢業的，那一年到處都提倡大中專畢業生到基層工作，我被分配到了一所六級九人的村辦完小——海安縣南莫鎮林廟小學。那時的鄉間小路是磚頭鋪設的，路面中間凸起，路面呈圓弧狀，夏天空氣潮濕，走的人少了，會生出不少綠苔。所以，我報到的那一天，踉踉蹌蹌，差點摔跟頭。從小學到師范，一直感覺良好的我，來到這樣一所學校，心情可想而知。

工作第一年，我任教五年級語文，做班主任。因為這一屆五年級學生大齡的、調皮的學生比較多，班級整體學業成績也不怎么好，所以其他老師都不怎么愿意接手。稚氣未脫、心情灰暗的我遇到了這樣的一幫學生，自然會有不少氣急敗壞的時候，整班訓斥、個別教訓，乃至動手懲罰我都用過。班上有個女生叫周月芳，一身衣服總是舊舊的、大大的，頭發總讓人覺得灰蒙蒙的，學習成績很不好，考試成績總在班級倒數，放學后經常要留下來補作業。所以，她是我訓斥、挖苦最多的學生之一。就這樣的一個孩子，一天放學以后讓一個叫吳建萍的女生來喊我，我有些莫名其妙地跟著她們來到一間教室前，周月芳靦腆地一笑，對我說：“徐老師，您的絲襪破了，看腳后跟都從涼鞋里露出來了，我們給您買了一雙。”我還沒有反應過來，她們把襪子塞給我就一溜煙跑了。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首先我想到了自己：我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父母都是農民，因為我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加上我是五個孩子，所以家庭負擔很重，母親曾經因饑餓患過浮腫病，母親的腰也是在長年累月的勞累中趴下來的。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我經常穿姐姐衣服改制的、花花綠綠的、紐扣在身體一側的夾襖，很多同學都笑話我。今天的一個個周月芳不就是昨天的徐金貴嗎？昨天的徐金貴喜歡今天的徐金貴這樣的老師嗎？

我又想起了我小學四年級的語文老師，他叫黃家海，那時我們還不知道雜志是何物的時候，他訂了一本《今古傳奇》。每天下午兩節課后的時間，他便端坐在講臺上給我們讀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讀的《說岳全傳》，尤其是“槍挑小梁王”那一部分，現在想來似乎還有余韻在耳邊。我好像就是從那時開始向鄰居借閱《說岳全傳》《封神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英雄傳》《東周列國故事》《鐵道游擊隊》《新兒女英雄傳》等，而且非常的癡迷，吃飯的時候，桌前都翻開一本書，邊吃邊看。既然昨天的徐金貴在學業之外，還有如此精彩的世界，那今天的周月芳們呢？

從那以后，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應該是自己與“曾經的自己”過自己“曾經向往的日子”。

我給孩子們讀書，我教孩子們唱歌、說相聲、朗誦，組織簡單的節日慶祝活動，我組織學生自行車隊，一起進行公益宣傳、參觀工廠、看電影、祭掃烈士墓…… 1993年團縣委、縣少工委在全縣舉行“點題隊會”比賽活動，所謂“點題隊會”比賽就是評委老師來到學校，當場確定一個主題，準備30分鐘以后，就召開主題隊會，評委根據主題隊會的情況進行評分。這個比賽是鄉鎮、片區、縣層層選拔的，我任教的五年級很榮幸的在鄉鎮、片區和縣比賽中勝出。記得參加縣比賽前的關鍵時候，我動了急性闌尾炎手術，孩子們自發地到醫院看我，希望我早日回到他們身邊；記得我休息時間未足，便迫不及待地來到學校，孩子們自發地給我經久不息的、熱烈的掌聲；記得那一年孩子們開展活動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但暑假的考試成績我們班進步最大。

我與學校代課的楊兆云老師一起成立了學校第一個文學社——綠葉文學社，我們帶著文學社的孩子們走農戶、跑工廠，參觀青墩文化遺址，采訪鄉土名人，到縣城拜訪鄉土作家，邀請海安報社的編輯老師們到學校與孩子們交流。孩子們的習作也一篇篇見諸報端，《海安報》《小學生優秀作文》《中國少年報》《中國兒童報》《少年智力開發報》等都有我們孩子的作品。1996年我們的文學社活動收入了《中國青少年年鑒》，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我們組織孩子們給光榮的駐港部隊官兵寫信，中央電視臺《大風車》節目還報道了我們的活動！一個村小的名字出現在國家級電視臺的節目中，著實在當地引起了轟動，縣教育局授予學校“兒童文學教育特色學校”。

……

前兩天遇到一個朋友，他和我分享了他的一項訪談成果：在大多教師的成長史上，學生是最大的激勵者，其次是同事，而學校管理人員對教師成長的傷害最大。不敢斷言他的研究結論完全正確，但我完全贊成這樣一個觀點：“學生其實才是老師的貴人”。

二

剛工作的那幾年，教育教學幾乎是生活的全部。每周六天，除了星期六，每天都要堅持晚辦公，星期天也不例外。那時我每周22節課，還擔任班主任、學校的大隊輔導員等，因為學校離家較遠，我是住校的。學校里沒有電視、電話，晚上一個人在宿舍里想著的大多還是教育教學的問題。那時的語文教學就是為了考試分數高，每學期末全鄉組織統一考試，推磨監考，集中閱卷，按班級均分公開排名，教師、學生的功過榮辱全系于考試。所以平時教學中，估計考不到或無法考的就不教，評價課堂好壞就是當堂測試。我覺得這樣的語文教學評價誤導了整個語文教育，并且嘗試建構了一個評價的框架。我把我的思考寫了下來，寄給了《小學教學研究》的編輯老師，不久我非常意外的收到了編輯部寄來的1990年第12期的雜志，編輯以《對小學語文成績評定的思考》為題發表了我的文章。這在我的周圍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年過半百的王有志主任對我說：“小徐，你開創了林廟小學教師發表論文的歷史啊。”學校黃正余校長對我說：“小徐，好好整理一下你的教學資料，說不定會有人來參觀呢。”鎮教委顏輝榮助理在全鄉教師大會上說：“林廟小學徐金貴老師工作的第二年就在正規的省級刊物上發表教學論文，難能可貴！”

收獲是一種喚醒，表揚是一種鞭策，我開始有意識地讀書學習，并在教學中進行實踐。我印象最深的是皮連生老師編寫的《教育心理學》，這本書顛覆了我對知識的定義，書中將知識分為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而程序性知識又分為對外辦事的知識和對內調控的知識。我嘗試著用這樣的知識觀指導我的語文教學，小學高年級的孩子要學會學習、懂得自主學習其實就是在教學中注重程序性知識的教學，所以我就有意識的在單元教學設計和課堂教學過程中引入學習策略的教學。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之后，我把自己的做法總結出來，再一次寄給了《小學教學研究》。這一次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這篇總結《語文教學中也應強化策略教學》竟上了1997年第7期的“頭版頭篇”。

從那以后“研究”走進了我的視野，恰逢此時，我有幸進入江蘇教育學院脫產學習，王鐵軍教授教我們的教育科研課。王教授的教學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他要求我們每個學員都就自己感興趣的話題開展一次調查研究。因為我感到孩子在學校所受的教育，常常被家庭、社會的作用所消磨，為此我一直感到很苦惱，所以我選擇的調研內容就是“中小學家校共育現狀的調查研究”。我精心構架調查結構，設計調查問卷，選擇10所不同類型的中小學校進行調查，選擇部分有代表性的教師、家長進行訪談，對搜集的教師、家長的數據進行差異檢驗，最終形成了《中小學家校共育現狀的調查報告》。這是我第一次進行規范的教育研究，很榮幸的是研究報告發表在《江西教育科研》1998年第6期上，人大復印資料《中小學教育》1999年第1期轉載，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被人大復印資料轉載。研究成果還獲得了南通市優秀教科研成果一等獎，縣教科室的專家告訴我，在這之前我縣只有柳夕浪局長等少數幾個人獲得過市一等獎。

從那以后，我乘上了教育科研的快車道。2003年我主持了江蘇省教育科學規劃十五重點課題“基于里下河文化的綜合實踐活動開發”，課題中期成果在省基礎教育工作會議作經驗介紹。2004年開始主持江蘇省教育科學規劃十五重點課題“為了共生理想的交往教育研究”，課題成果《走向共生》一書，《交往教育》教材一套六本，200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現在我主持江蘇省教育科學規劃十一五重點課題“基于共生理念的小學教育生態研究”和中央電教館青年專項課題“信息技術與學科教學的有效整合”都剛剛順利結題，課題專著《共生校園：學校場境下的理想追尋》正在出版過程中。回顧走過的“N個第一”，我感到：“一個教師的成長史，其實就是他的研究史與寫作史。”

三

我雖然從教至今才22年，從1995年開始擔任校長，至今也已經有了16年了，先后在兩所村小、一所撤并的鄉鎮中心小學、一所鄉鎮中心小學、縣實驗小學任校長，在縣實驗小學任職期間還經歷了民辦、公辦兩種體制，可謂體驗了海安各種形態的小學，所以有人戲言我是“年輕的老校長”。回顧自己的校長經歷，最關鍵的兩次跨越恰恰源于自己的兩次回避。

第一次是在1997年，那一年正逢鄉鎮學校撤并，我所在的南莫鎮要撤并兩所小學，這也就意味著總共七名校長就多了兩名，我當時是南莫鎮林廟小學的校長。當其他人都在為留任校長而努力的時候，我卻請求領導批準我參加進修。很多人都勸我不要去，因為我當時已經自學了大專學歷，這已經算是小學里的高學歷了，而且進修回來，我校長的崗位可能就沒有了！好心人的意思我懂，但我覺得我開始工作便在村小，已經有8年了，那時村小的信息還是閉塞的，電話、網絡都沒有，縣級的活動都很難有機會參加，雖然自己有過努力，但仍舊是井底之蛙。校長可以不當，但我不能做一個窩囊的教書匠。經過努力，我終于如愿以償進入江蘇教育學院脫產進修。也正是因為兩年的學習，讓我站到了一個新的高度，2003年南莫鎮中心小學進行校長競聘時，我才能脫穎而出。

第二次是在2004年，當時我是南莫鎮中心小學的校長，南莫鎮中心小學是一所底蘊豐厚的學校，是海安縣最早獲得江蘇省模范學校、江蘇省實驗小學榮譽的學校。在這樣一所學校工作，我如履薄冰。因為一所學校的領導首先是教學的領導，而長期村小的工作經歷、過早地涉足管理崗位，讓我在教學業務上先天不足。我覺得我應該惡補一下教學業務，我想到了縣實驗小學，那里匯聚著一批潛心教育的專家與熱血教師，如果我能置身其中，那該多好啊。那一年，恰好縣實驗小學面向全縣招考，我如愿以償來到了實驗小學。雖然后來，我又擔任了實驗小學的校長，但我一直沒有放松自身業務的錘煉。雖然遭遇過一些尷尬與難堪，但我也不斷收獲著成功與喜悅，2007年執教的《長征》在教育部數字化學習支撐技術工程研究中心、全國教育技術培訓中心舉辦的“第五屆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優質課大賽”中榮獲一等獎，先后面向省市縣老師、校長作《我和祖父的園子》《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游園不值》《尋隱者不遇》《追尋語文教學的本原》《走向深度語文》《語文教育的本體追尋與教改趨勢》等公開課或報告。我撰寫的《校長教學領導力的修煉》，發表于《江蘇教育研究》并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2008年被評為南通市學科帶頭人，2012年獲得江蘇省特級教師的榮譽稱號。

雖然對做不做校長，我是坦然的，但校長的擔子一旦挑上還是沉甸甸的。尤其是進入實驗小學以后，因為學校走過了百年，積淀了較為豐厚的底蘊。在省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學校接下來該怎么走？ 

我想：一所學校的發展就像人的成長一樣是有基因的。基因是人成長的密碼，而且這個密碼是不一樣的，就像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樣。那海安實小的的發展密碼是什么呢？那一定是促進學校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元素。我回顧學校近二十年來的發展歷程，“交往”“共生”是兩個關鍵詞，交往是途徑，共生是方向。而就是在今天，“交往”“共生”對學校發展的意義的，無論是內涵的豐富，還是外延的拓展、深度的開掘，還是深遠綿長的，我想這大概就是學校發展的基因。

一所學校就是一個大家庭，我國學者余治平說：“家是什么？實際上家始終不可能只是一套房子、幾件家具擺設或者純粹人口數量的總和，顯然，家應該首先是一種關系復合體，蘊涵著深厚的并且難以被我們作知性認識的關系結構。”這樣的一個關系結構是一個整體，其間彌漫著一些我們真切感受到，但卻有說不清道不明，也許根本就未被我們意識的東西，而且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著。所以研究學校的發展，我們必須有一種整體的、發展的哲學思路，這大概就是生態哲學。

人為人處事一樣是有一定的行走方式的，學校經過長時間的發展也會積淀一些經過實踐檢驗的行為方式。以課題研究推進學校工作變革就是海安實小的發展經驗，正如校友劉立仁先生所說的：“把工作當學問做。”學校從交往教學到交往課程，再到交往教育的發展，無不是借助學校的核心課題的推進來完成。通過課題研究“建構了為實現共生理想的學校教育方式”，這樣一種學校教育方式，通過不斷積累、不斷培育、不斷凝練，顯然已成為獨特的、個性化的、屬于海安實小自己的學校教育方式。

至此，我豁然開朗，學校接下來的發展就是“走向共生的小學教育生態”。

經過價值的追問，我進一步明晰學校的辦學主張，我將共生思想提煉為四句話：以生命為前提，以差異為資源、以交往為途徑，以協同發展為目的。同時就學校教育中的共生概括為十六個字“尊重差異、順應自然、對話生成、協同發展”。在此基礎上，學校明確提出“基礎扎實、素質全面、個性鮮明、整體優化”的培養目標和 “放學早、作業少；教學好、質量高”的師生共同的“校園、家園、學園、樂園”的學校辦學追求。

為了讓學校共生的價值追求滲透到學校的方方面面，我以生態的視角建構了立體化的學校發展模型，對交往教育的實施進行了全方位的構架。我認為：一所發展中的學校，其教育生態應該是一個立體、開放、動態的系統，其中一個靜態的學校生態截面由錯綜復雜的關系構成，組織關系、研究關系、教學關系、教育關系等構成了其基本關系。圍繞這些基本關系在學校場境的實現，構成了一系列生態圈：學校管理生態圈、教師研修生態圈、學校教學生態圈、學校德育生態圈等。我就以此為分析框架，以共生的思想來觀照、優化學校管理生態、教師研修生態、課程生態、課堂教學生態、學校班級生態，從五方面構架了學校交往教育的實施模型，初步形成了基于年級部的學校管理制度、“卷入式”的校本研修制度、多樣化的學校課程制度、對話式的課堂教學制度、兒童化的學校班級生活制度。

在共生理念的指導下，學校的綜合辦學水平不斷提升，得到上級領導和社會的普遍褒獎，《人民教育》《江蘇教育研究》等雜志專題介紹了學校的課改經驗。回過頭來想想，同樣的事件對不同的人會生成不同的意義，有心也好，無意也罷。但無論在哪里，小學校或是大學校，首先是做人，然后是做老師，最后才是做校長！